荔枝似龙眼——谈谈比喻思维和比喻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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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蒋乘风

传统上，隐喻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修辞技巧。近年来，学术界流行一种观点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表达技巧，而且是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

然而，这种说法有一个题如果隐喻是我们的思维方式，甚至语言本身也是隐喻的，那么隐喻作为表达手段的特殊性是什么？如果这个题不能得到解决，传统意义上的“隐喻”修辞就会在理论上被取消。

其实，中国人对这个题早就有自己的思考，古人写的两段话就体现了这一点。汉代刘向《说苑》节选

客人对梁王说“惠子的话也善于举例，大王如果没有例子，就不能说话。”国王说“不。”明天见。他对惠子说“老师说话直白，没有举例子。耶。”惠子说“现在这里有人不会打，他们说‘是什么形状的？’案是“的形状就像。”是指令吗？””国王说“这不是命令。“所以应该说‘子弹的形状如弓，以竹为弦’，你知道吗？””国王说“你可以知道的。惠子曰“说之者，以己所知，谓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大王曰无类比，故不可也。”国王说“好。”

“例如”是一个比喻。在梁王看来，比喻只是言语中可有可无的修饰，不用比喻就可以“直说”。但惠子坦言，如果没有隐喻，他就无法说话，因为解释一个新事物的唯一方法就是将它与已知的事物进行比较，通过“比较”达到“隐喻”。柯子这里所说的“隐喻”，就是隐喻思维。它不是一种言语表达的技巧，而是一种理解事物的方式。其本质是通过比较发现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之处并建立它们之间的联系，从而实现对新事物的认识。汉语新词一半以上是通过隐喻创造的，如“计算机”、“网络”、“云计算”、“宇宙飞船”等；甚至很多基本词本来都是隐喻，比如“山上”、“财神”、“酿造”、“基本”等等。事实上，除了使用这种“比喻”的方法，很多时候我们甚至找不到其他的方式来理解和命名这些新事物。难怪连惠子这样能言善辩的人也承认自己离不开隐喻。

由于隐喻思维是人类的一种基本认知方式，因此它具有普遍性在所有语言中，都需要具体的事物来表达抽象的意义；甚至在不同的语言中也能看到许多相同的隐喻，如“时间如金”、“女人如花”、“狡猾的人如狐狸”等。同时，不同民族的隐喻思维往往体现出鲜明的文化特征，比如中国人用狗来形容坏人，用龙来形容强者、皇帝；而在英语中，狗用来形容普通人，龙用来形容邪恶的人等。

中国古代人尤其擅长隐喻思维。他们以此建立了关于世界的完整概念体系万物皆有“阴阳”之分；万物的属性无非是“金、木、水、火、土”。“五种；而自然和社会的运行可以用‘天、地、风、雷、山、湖、水、火’等八种自然现象的相互作用来解释。”孔子认为“能画”“以身作则，以身作则，以身作则，以身作则，以身作则。”《周易》》并说“古代泡溪氏……取近物、远物，故始撰《易经八卦》，以挂体质之象。”讲文字符号的起源，其实就是文字的起源，即人类从自身和周围熟悉的事物出发，用隐喻思维去认识和理解周围复杂的世界。

古人还有一段关于比喻的说法，出自宋代苏轼所著的《东坡志林》

仆人“荔枝长什么样子？”或者他说“看起来像龙眼。”客人们都笑起来多么丑陋。荔枝实际上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仆人道“荔枝就像姜瑶柱。”所有回应的人都惊呆了。仆人不知道。昨天我见到了毕中友。仆人杜甫像谁？”仲由说“他像司马迁。仆人一喜，却没有回，因为他正在跟苗说话。

在这段话中，荔枝和杜甫都不是新事物，不需要依赖与它相似的已知事物来理解。将它们与其他事物进行比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笼统地介绍它们，而是为了某种目的。有趣的、哲学性的讨论。从外在特征来看，“荔枝如龙眼”的说法当然没有错，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这种正确的表达方式显得肤浅、直白、无趣。苏轼将姜药朱来与荔枝相比较。单从外观来看，两人显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但仔细想想，就能发现两者有相似之处。比如，它们都美味可口，令人难忘，而且都属于同一种食物。宝藏等。这样，两个外表不相似的东西之间就发现了有趣的相似之处。同样，杜甫与司马迁，一个是唐代诗人，一个是汉代史学家，本来就缺乏可比性；然而，如果考虑到他们两人都是各自领域的“圣人”人物，都真实记录了社会历史，都把生活的痛苦转化为写作的动力，那么这种比较无疑是非常深刻的。这个解释的过程就是寻找相似之处的隐喻思维。事实上，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良好的隐喻思维能力，所以有时回应的人会“愣住”。但只有这样，懂的人才会觉得它长久、有趣。

这段话实际上揭示了“隐喻”作为一种修辞现象的本质并不是隐喻思维本身寻找相似之处，而是言语为了制造某种特殊的表达效果而有意偏离。苏轼的两个例子比较了两个一般无法比较的事物，把外表不相似的事物描述为“象”。这种比较关系的偏差就构成了所谓的“明喻”。

通常所说的“比喻”，可以看作是一种逻辑关系的偏离，比如《论语》中的这两句话

君子之德，小人之德。

世事不羁已久，天必以夫子为木坛。

从一般逻辑来看，这里的判断和描述是不能成立的。但在某些情况下，接受者可以利用隐喻思维来发现相关事物之间的相似之处，从而解读句子表达的偏差，感受表达的意象，引发深刻的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君子之德是风”只有放在“小人之德是草”的语境中才能准确理解，反之亦然；同样，只有在“天下无路”的背景下，孔子成为“木铎”才有意义。如果不考虑上下文，这些句子偏差其实很难理解。这说明了隐喻修辞对语境的依赖，而语境依赖是区分修辞现象与一般语言现象的重要特征。

隐喻修辞有时以短语的形式表达，如“钢铁长城”、“榆树头”、“心灵鸡汤”等，这些本来都是言语的偏差，因为根据字面意思，这些组合一般是不可能的，只能通过隐喻思维来解读它们，了解它们的特殊含义。此类隐喻短语往往很容易被惯用语所固定，并固定在整个语言中，而不能再被视为修辞现象。

所有的比喻、修辞都是偏差，只是偏差的程度不同而已。外部图像的相似性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而逻辑关系的灵活性很小。例如，“孩子像猴子”不一定是偏差，但“孩子是猴子”绝对是偏差。一些评论家认为隐喻比明喻更有趣，可能是因为它们更离经叛道。当然，偏差主要体现在本体和隐喻的选择上。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隐喻分为“比拟”和“比喻”两种。前者好比“以金锡象征德行，以桂章象征德行”，如蟋蟀以慈教”，用具体事物来比较抽象事物，偏差程度比较高；后者如“麻衣如雪”、“两条腿如舞”等，本体和隐喻是同一类事物，偏差较低。从效果上看，前者更体现表达的含蓄性，而隐喻则更能体现表达的含蓄性。后者更注重突出所描述对象在某一方面的形象特征，往往与普通的比较句没有太大区别。

总之，“隐喻”一词作为一个术语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隐喻思维，二是隐喻修辞，两者不能混为一谈。隐喻修辞虽以隐喻思维为基础，但本质上是基于特定语境的言语偏差现象，不应仅以“相似”来定义。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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